「既遠且近」是K11 Art Foundation（KAF）主辦的的一系列展覽計畫，包含四個題材獨立但題目相關的藝術展覽，以孵化香港的新進及有潛質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從今年6月一直至12月，接力在中環chi art space展出。其中第三個展覽「X+Y︰許方華及董永康二人個展」將於2016年9月30日至10月30日期間舉行。
是次展覽由梁展峰（Jeff Leung）策展，展出本地跨媒體藝術家許方華（Phoebe Hui）和董永康（Tung Wing Hong）的兩件作品。許方華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先後於加州大學研讀媒體設計與藝術碩士及中央聖馬丁設計與藝術學院修讀美術碩士課程。她喜歡發掘語言、聲音和科技之間的新關連與可能性。並對不同的學術領域深感興趣，電子與電腦科學及定量研究等領域均啟發她近年的創作意念。而董永康則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美術學士和碩士課程，他的創作概念圍繞「探索自我」，不少作品加入機械裝置，表現人的內在世界。
在策展人的陪伴下，我與兩位藝術家談了談這場展覽和他們平時的創作生活。
梁展峰 （梁）；董永康（董）；許永華（許）
先講講你們平時的創作習慣和生活狀態吧。
董：這段開學時間，我平時就要下午去學校（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看著他們用工廠。前段時間暑假的時候一睡醒就來這邊，做不出來作品的時候就思考、閒一下。
許：我的全職工作是在大專裡面教Visual Art&Culture（視覺藝術與文化）這門課。主要教聲音有關的，比如Sound Design（聲音設計），Experimental Media（實驗媒體）等課程。教書會佔用很多時間，但在學生沒有任何電子或是編程經驗的情況下，我要想出很多方法令他們明白上課時做的互動性的內容，來令他們享受學習。這也幫助我自己來釐清一些概念。我讀書的時候，大家都是MFA的學生，都很明白這些media，所以不會去想要怎樣令他人明白，很多過程都省略掉了。不過很誠實地講，（對於教書這件事）我還是會有爭扎，很實際的原因就是經濟上我需要一個full-time job來支持我的生活。有時我也會想，特別是這幾年，教書花費了太多時間、太辛苦了，很渴望能全職做作品。所以如果我在香港突然消失，那就是我得到了fellowship的機會，在 fellowship的這段時間來狂做作品。
那你們比較關注什麼話題？
董：通常不會用自己的作品講社會議題，盡量會抽離一些。除非是新的東西，才會在作品裡輕輕提一下，次要地講一講。譬如說空間的問題，是很不經意才會提到。但作品裡邊很少有很明確地要講某個議題。我做創作比較老實。通常講的是很個人的東西。以前的作品是想要尋找人的內在的、精神性的東西。
許：很雜，我看很多科學方面的書，我對於media archaeology（媒體考古學）這個題目很有興趣。一些3D的視覺效果可能一百年前已經有人在思考了，這一百年不斷有人在探索，但角度不同。媒體藝術的歷史對我創作啟發很大。有沒有聽
說過Cat Piano（貓咪鋼琴）？就是曾經18世紀中期的時候很多奴隸喜歡捉一些貓將他們排列起來，它們叫的時候音調是不同的。然後演奏者就會刺激它們的尾巴來像彈鋼琴一樣演奏。是當時抗爭奴隸制度的一個玩意兒。我們現在聽上去好像很變態，但曾經確實是有這樣的instrument（樂器）出現過，類似的也有很多不同奇奇怪怪的instrument。很多我們現在很熟悉的物品譬如電視，以前都有很多不同版本出現過的。因為我自己讀書的時候有位老師是媒體考古學家，他有很多不同的機械，他的辦公室就像個博物館一樣。有很多物品在人們最初構想的時候有很多可能性，最後因某些原因才變成我們現在見到的樣子。這方面的研究很令我感興趣。
你認可自己是一個media artist（媒體藝術家）嗎？
許：如果沒有一個標籤可能會更好。因為早期接受訪問的時候，我有些不肯定我是否能將自己歸類為一個sound artist。我最初對聲音的興趣來自於對語言的興趣；到後期的作品，我關注的議題增多，對音樂的理論和聲音製造的現象，或是我自己做的研究都跟聲音有關，但其實我對傳統的媒介也很感興趣，譬如說print making（版畫）是我很喜歡採用的一個媒介。甚至繪畫，我用鉛筆在不同的木材上做不同深淺度compositions（創作）都是一個繪畫的動作。所以這個過程中，我會覺得很難界定，自己是否是一個media artist。因為人們想到media artist就會想到很高科技，而我採用的都是很低科技的東西。所以如果講到自己就只說是個藝術家。
這次展出的作品是怎樣的？
董：（一邊展示電腦上的創作草圖）這些都是之前的了，後來畫的太亂。到時候會有很多個屏幕吊起來。其實我想做的是這些屏幕望向一個空間裡，但因為擺放位置不同，所以是不同的視角，這些屏幕一直在旋轉，在屏幕裡面就能看到它周圍的環境——利用這個屏幕中虛擬的空間來做一個雕塑。屏幕裡面播放的是一些比較自然、景觀性的內容。構思來自於一件舊作，兩個旋轉的屏幕構建出虛擬的體積，兩個圓圈像雕塑一樣擺放。
許：我的作品會有互動的元素在其中。但很多時候，互動性的作品要教觀眾如何使用，我就想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物品，比如這次的韆鞦，即使你沒有讀介紹，但見到它，也會很自然的與之產生關係。我的出發點就是令互動部份自然一些，不
想要很多文字指示讓觀眾跟著做。當然利用這種直接性，我會有一些小的轉折。這次這件作品創作於六年前，在很多地方展出過，這次是第一次在香港展出，因為我之前接觸過一些香港其他的機構，他們有興趣做這個展覽，但因為安裝這件作品要在屋頂上鑽個洞，在成本上要求較高。這次也很感謝K11 Art Foundation，很開心終於能在香港展出這件作品了。
這件作品這次展出的狀態與之前相比有何改變？
許：之前的版本在聲音方面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探索，但基於時間關係，沒來得及進行。這麼多年後我再看這件作品，有很多空間可以提升；而另一方面，在對聲音的研究方面我感興趣的是演奏者本身身體的能量及其動作與聲音生產的關係。動作方面可能是比較隱藏的，我們很習慣演奏鋼琴的時候用手，或是拉小提琴的時候有一個特定的姿勢，但是我們如果將這些姿勢變成開放的，不再是我們現有的姿勢，而是用盡身體所有部分都可以去令到聲音產生，那麼又會發生什麼呢？我一直都想要有一個performer來用這件作品作為一個樂器，用整個身體來表演。這次我的一個朋友——一位本地舞者，會用這件作品做一個表演。這兩方面是這次的新嘗試，很幸運可以做到。
你是如何判定在創作一件作品的過程中它已經達到完成的狀態？
許：我相信不單是媒體藝術，其實我認識的一些畫畫的前輩，即使他們的作品展出過很多次，再次展出的時候，他們都會再添加一些元素或是做一些修改。我常常思考，創作是否有一個終點，其實很難。如果一件作品已經滿足到我創作時的想法，已經有了答案，那我感覺這件作品就差不多到了一個終點。如果將我感興趣的話題都加在一件作品上，那就變得太過複雜，就是時候用一個新的作品來討論其他的議題。
阿康你這次做的是沒有人物的形象全都是環境？
董：最初的時候，是想要有人的。中期的時候想完全沒有人。但到了現在就想很微弱的有一些在其中。
許：這個裝置中，屏幕轉一圈，見到周圍景象，實質上與VR有點相似。
梁：他的作品中那條線是傳統的藝術史的脈絡而非技術的那條。panorama（全景）是18、19世紀之後有旅行文化之後開始形成的風格，是視覺文化上的傳承，而非科技性的探索。
不去進行科技上的探索是你自己的選擇還是限制？
董：沒這個能力。我本身的背景在於fine arts，我學過一點編程，足夠我應用。比如之前那件作品，我要保證屏幕旋轉速度與影像內容旋轉角度同步。這是我自學的。但VR方面我不會用，所以我就用自己能做到方法去完成。raw就raw一些，但這與技術成熟的人做的又是兩回事。始終texture（質感）是不同的。
那麼你們如何看待在藝術創作中應用科技這件事？是將科技視為工具，還是可以將對其的討論貫穿於作品之中？
董：科技是能幫到很多。譬如我用AutoCAD來畫立體圖，再去找工廠去做一件東西，一定做得到，但其中的溝通和製作模式上與我同燒焊師傅商量用手工做出來的質感完全不同。我自己很著重質感，很手感的東西。我在CityU做了一年半，看著那些學生，也發覺大家想法不一樣。他們很著重目標，但中間的過程就由他去。
許：早期的時候，我會以為是用某個技術來達到我創作的目的。後來我對於技術背後的原理很著迷，我甚至會用不同的方法來展現這些原理。我最近做的一個大的裝置就是來反映揚聲器的背後原理：一個coil和磁石通過供電和斷電的狀態令到揚聲器的表面不斷震動，但如果我將這個原理拆解開來看，它也是一個馬達的原理。將同一個物理現象運用到不同物品上，是我很感興趣的。還有一些過往的例子，比如我對導電的物品很感興趣，最早期比如鉛筆等。不僅要提供科技的功能，更多的是在視覺上為觀眾提供一些理解這個原理的線索。
在策展方面，你是怎樣將兩位藝術家的兩件不同的作品組合在一起的呢？
梁：我選了幾位藝術家，之後看到場地（chi art space），是個辦公室一樣的空間，覺得又不能太多藝術家。空間不寬敞，也令我想到心理上如何感受空間不寬敞，所以就想到了新媒體。我又想一新一舊這樣，所以選了Phoebe和阿康，兩人都是新媒體，或者說mechanical（機械），但是他們兩人的背景不同——譬如說我們這些圈內人就很會看，這個中大仔和SCM出來的，一看就知道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方法不同，對於媒體和材料的理解也不同；但你見到他們不是用新媒體的語言來講科技，他們講的都是很內心、很情感的話題。「既遠且近」體現了這種矛盾：表面很機械，實際表達的卻是很情感的東西。而「X+Y」則展示了個體之間的差異，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對於我來說這次的挑戰就是，我堅持將兩位藝術家的作品擺在這個場地，怎樣才能擺在一起呢？所以我希望藝術家之間有溝通。雖然他們的作品氣質怎樣都可以拼在一起，但是在空間利用上要怎樣具體實踐呢？我把兩人請出來一起吃飯，兩人開始認識對方，才能做到分享。現在做策展，很多時候，像買衣服一樣，選完就完了。我不一樣，我願意叫這些藝術家一齊吃頓飯。雖然你可能覺得僅僅是個形式，但我覺得這頓飯其實很重要。因為他們有時候真的是第一次見面。你知道有時候做展覽很趕時間，可能開幕的時候才互相見面，平時都是電郵溝通，那我覺得這不妥，所以要逼他們在一起吃頓飯。他們聊得來呢，我就知道該怎麼擺——這次阿康和Phoebe都覺得兩件作品不用分開來擺放都可以，這就是我認為的策展的難度——技術上的難度；而概念上的難度就是對於作品的理解可以到哪個地步。通常就是策展人洋洋灑灑寫一大片解釋作品含義，我這兩次做展覽——如果你看了1a Space的展覽，就可以見到我現在追求的不是文字上的解讀，而是體驗上的，觀眾入場會面臨什麼內容。比如阿康的作品，我怎麼形容你都很難理解，因為它十分abstract（抽象），甚至是absurd（荒誕）；而Phoebe的作品給你的體驗是很清楚很concrete（具體）——玩韆鞦。兩者的experience形成對比，但看完兩個作品之後，你會有——誇張一點叫做心理作用，不誇張來講就是那種人與機器之間的張力，你會感受到的。這就是我做展覽的風格：沒什麼narration（解說）。
我很少選擇那些非常iconic symbol（標誌性象徵）的藝術家，這次就是想要觀眾的experience有些——又不至於是古怪，總之是心理狀態能感受到些東西。科技、制度，框住你去如何感受環境。你看到阿康作品的時候，那些旋轉的影像，大大小小的屏幕，不同的旋轉速度，是很明確的一個暗喻——我們看世界的框架。而Phoebe的作品很漂亮，即使你不知道其原理，你也明白可以玩，但你退一步來思考，它是另一個metaphor（比喻）：一個大的規律，在其中如何與之互動。她將一個自動繪圖的機器放大到一個人可以參與的版本。我們平日裡總是覺得規律很抽象，但其實這一切都隱藏在我們生活的結構裡。我想我做展覽的metaphor是將其擺在那裡，但不講得那麼直白。二是我與藝術家過程中的互動很practical（實在），他們想要怎樣走，我就看下怎樣跟進。所以我的策展前言就不是那種一上來就探討社會議題。
那麼你是預先選好作品還是與藝術家討論來選作品？
梁：我不是選作品，我是選人。比如他們兩個，我已經看了三、四年，我都知道他們大概是什麼style（風格），除非他們有突變。不過通常artists都會有突變的，所以阿康的那些影像並不在我預想範圍之內，所以中間的過程需要有互動。因為我做的是展覽而不是promotion（推銷），我不是「說明」這個artist有多重要，而是用一個展覽的經驗與artist一齊製作一個共同經驗的創作過程。比如阿康，我知道他做的一定會牽扯到機械的東西。他最新的突破就是對影像的處理。對我來說，他拍攝景觀，沒有了人像的時候，他想講的完全是另一件事。但技術沒變——拍的方法、對機械的運用。這就是我作為策展人，研究香港所有藝術家的時候要確定，哪些可以擺在一起，哪些可以下次再說。而Phoebe那件在香港沒有展出過，但在她的創作過程中算是一件重要的作品。我已經預計到她可能會想要加一些東西，那如何在已有的框架下再探索呢？這次會聚焦在水的節奏和聲音上。新媒體藝術來說我願意用以前的作品來修改，很多藝術家做展覽的速度令他們一件作品未必可以一做就做得完美。所以我覺得在現有基礎之上再改進——像我們這些看高達出身的，很習慣與不斷升級，男仔對於處理機械很習慣與一件model有不同version。如何improve妳的practice？在同一件作品上再修改，特別是new media。而繪畫的改進方法就是再重新畫一張。所以X+Y就有很多未知數，他可能會爛尾，那我就要冒風險了。但我又不是戲院，又不用賣票房，也不會賠本。
那麼你如何看待香港媒體藝術景象？
梁：十年前好一些，十年後現在又變差了。十年前有一個很短的時期突然之間很多贊助商對new media有興趣。相對於畫家來講，new media對他們來說這是個賣點。隨著時間流逝，環境改變了。反而現在畫畫要穩定一些——return（回報）會清楚些。技術上來說，香港成本太高。因為研究和發展藝術媒介，時間和資金成本很高。這五年來看，新媒體的發展走向performative和entertaining的方向。那種呈現方式容易同贊助商合作，有一些周邊活動。比如一個展覽開幕如果有表演總會好玩些，有的做marketing之餘，創意又可以得以發揮。我作為一個策展人很依賴藝術家有什麼作品。我不是預測潮流而是觀察潮流。我就好像股票分析員只會分析不會告訴你哪隻會升。我見到的就是這樣。
董：我之前是畫畫，之後就做了一些混合媒體，接著就開始做機械性的裝置。接著發現人們願意看影像，於是就開始嘗試放一些影像進去。但是都是在講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我錄像就像做繪畫一樣，而做裝置就好像雕塑一樣。之後就思考影像中的含義。
許：我覺得在香港創作有困難的地方是媒體藝術的社群很小，但是媒體藝術如果你想要探索某些議題，其實研究的時間需要很長。你可以用幾個sensor很快做出很好看的東西，但背後討論的議題是否深入呢？而香港追求的文化是一個容易消化閱讀的一個取向。很多時候人們看到我的作品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看上去很有趣，就完了。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我創作的步伐如此緩慢，很難配合到香港的快節奏。另一方面，我用的材料很難找。現在有淘寶還好些，以前沒有淘寶的時候真是不知道在哪買這些材料。